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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达科他州科尔法克斯市,凡妮莎·库默在自家农场检查2018年大豆的质量(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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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交易与否的过程中去除心理因素

受一位朋友的邀请,要讲一门经济思想史的课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阅读文献积极备课。7月31日那天,正准备到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部分,发现原来这一天正好是他的110周年诞辰。顿感作为一名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者,很有责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这位在经济学界有着重要地位的人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和学术思想。

幸运的是,在罗格斯大学求学期间,他遇到了阿瑟·伯恩斯 (Arthur Burns,他后来曾经担任过美联储主席,同时也是格林斯潘的学术恩师) 和霍默·琼斯 (Homer Jones,他后来曾担任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副总裁) 两位贵人。

从罗格斯大学毕业后,弗里德曼进入芝加哥大学求学。在这里,他不仅聆听了维纳、奈特等当时最顶尖经济学家的授课,更重要是成功收获了爱情。在经济学课上,维纳为了点名方便而把学生名单按照字母排列,这让弗里德曼和一位名叫罗斯 (Rose Director) 的女生坐到了一起。而这一个偶然,就让这一对有心人一起走过了大半个世纪。

弗里德曼和罗斯一共育有一儿一女。其中,儿子大卫·弗里德曼 (David Friedman) 也是重要的经济学者。而大卫的儿子帕特里·弗里德曼 (Patri Friedman) 则是一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同时也是“海洋家园研究所”的主要发起人。

在学术界,弗里德曼主要是以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著称的,以至于大多数经济思想史的书籍在介绍他的成就时,列出的几乎都是他在宏观领域上的成就。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弗里德曼的著作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就会知道在弗里德曼那些宏观经济理论的背后,其实有着两样更为基础性的东西——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价格理论。

一是从理论上构建其精密的、统一的系统。在构建这个系统的过程中,经济学家门开始大量使用数学,从微积分到拓扑,再到最优规划,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让经济学论文在阅读的难度上有了比肩物理学的能力。

二是在实践上更多地介入政策制定。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顾问的身份进入政府,指导官员们应该如何制定政策。在经济学的指导之下,诸如“补偿性财政政策”、“补偿性货币政策”、“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在各国政府的发展计划当中。

在这篇雄文的一开始,弗里德曼就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认同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John Neville Keynes,也就是《通论》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 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实证的” (positive) 科学。

所谓的“实证”,是区别于“规范” (normative) 而言的,它所关心的是世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规范”所关注的则是世界应该是怎么运作的。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性质当然应该是实证的,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发动机,其任务应该是向人们展示经济系统究竟如何运作。

一个理论如果要有实用的价值,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能够根据理论进行预测;二是这些预测要可以被检验。

关于第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预测”未必一定是针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件的,而是指它可以从逻辑上去判断发生在前提之后的事情。例如,历史学家基于一个时间点的社会经济状况来推断此后发生农民起义的概率,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在决定交易与否的过程中去除心理因素 预测”。

而关于第二点,尽管看似简单,但在现实中却经常被人们所忽略。在很多时候,人们会沉迷于一些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关于证伪也不能说明理论错误,熟悉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学说的朋友们或许会有一点不解。为了阐明这一点,弗里德曼举了自由落体运动公式为例来说明。我们知道,如果g代表重力加速度常数,那么在没有空气阻力的条件下,一个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在t时间段内经过的路程S可以用公式S=(1/2)gt 2 来表示。

相反,那些参数更少的模型,尽管看似很抽象,但通常会表现出极强的预测能力。对于这个现象,统计学家大师乔治·博克斯 (George E.P. Box) 有过一个很好的概括:“虽然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概括其实是对弗里德曼那个奇怪观点的一个最好注释。

只要我们略微翻一翻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研究生层级的教科书,就会发现现在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数学化,另一方面,在一般均衡理念的引导下,整个学科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一体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弗里德曼等人推崇的价格理论当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依然是被人们认为已经过时的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即考察某一个局部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决定,以及价格变化对其他变量造成的影响。在弗里德曼看来,局部均衡理论虽然看似简陋,但如果应用得当,就可以很好地扮演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发动机的角色。

在马歇尔的理论中,有两样“其他条件”是最重要的:一是收入,二是其他商品。

先说收入。在弗里德曼看来,马歇尔所指的收入不变应该是指实际收入不变,从而让货币有同样的购买力。我们知道,如果一样商品涨价了,那么它引发的效应有两个:

一是它相对于其他商品变贵了,其相对价格上涨了;二是它让我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因为以原来的收入不再可能买得起和原来同样数量的商品。对于价格理论而言,相对价格的影响是更为关键的,因而在分析问题时,后一种效应就需要被控制住。

再看其他商品。显而易见,在对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和需求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其他商品都需要关注的,究竟排除哪些商品,考虑哪些商品,要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定。比如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水果的苹果,那么可能需要纳入考虑的商品就主要是其他水果。尤其是那些口感上和苹果有相似之处的水果,例如梨子。

在现实中,很多企业是具有市场力量的,他们能通过这种力量来向用户收取更高的价格,这时消费者的福利就会受损。在弗里德曼看来,在消费税的设计过程中,如果可以针对这些企业生产的商品来收取更高的税,就可以把扭曲的相对价格纠正回竞争水平。这个时候,它所能产生的福利后果也就可以比对应的收入税更高。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就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明显要比货币政策重要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决定人们货币需求量的主要是他们的流动性偏好,也就是对交易、预防和投机性的需求

在这三种需求中,投机性需求是最重要的,而这种需求的影响因素仅仅是利率。只要这个利率低于所谓的资本边际效率 (具体解释这个概念比较复杂,但大致上可以将其理解为平均的资本回报率) ,那么当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货币时,就会用其来进行投资。此时,通过货币的增发就可以促进投资的上升,从而产生更多的产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的充裕,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不断下降的,而货币的利率是有下限的。如果等到货币利率已经降无可降,就会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这时通过持续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就会失效。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

在他看来,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既然是一种商品,那么人们对它的需求就是由收入、价格水平、与其相关的其他商品,以及个人的偏好所决定的。

先说收入。由于货币经常被用于进行储藏或投资,其用途显然是跨期的,因而决定这种商品需求的显然不应该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收入,而是长期收入的一个平均值——弗里德曼把它称为“持久收入” (permanent income) ,并用它顺便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消费问题的持久收入假说,由于这个问题和此处的讨论关联不太大,因此先暂时略过。

再说其他商品。在凯恩斯主义的学说中,认为可以与货币密切相关的东西只有债券等少数几种,而在弗里德曼看来,可以与货币密切相关的东西却很多,例如股票、大宗商品等,都是可能的替代品。因而可能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利率,而是很多个收益率。

还有价格水平。这一点的影响是显然的,当价格水平越高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就越大。

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则用大量的证据反驳了这个观点,指出“大萧条”之所以会如此严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央银行的决策失误,不仅没有保持货币供给的扩张,反而收缩了货币供给。在当时这个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一个结论的确是十分震撼的。

此后,虽然宏观经济理论有了很多发展,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都一直被视为是足以和凯恩斯学说比肩的一种理论。甚至像罗伯特·卢卡斯这样后来叱咤经济学界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理性预期假说时,也要小心地把自己的理论用弗里德曼的观点包装一下。